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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博体育app网址亚博app官网亚博app下载苹果丨刘宏斌:当前我国盗窃犯罪研究

发布时间:2018-06-29 15:06:00


多发性盗窃违法犯罪一直是平安社区建设、社区警务战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的关注点,也是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的犯罪,对其治理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公民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更是反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成效的晴雨表。在我国当前的违法犯罪种类中,盗窃违法犯罪的多发常见性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同时,盗窃类警情在警务工作中也占较大比重,是警务工作的重要议题。


一、当前我国盗窃违法犯罪的宏观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盗窃案件分为盗窃刑事案件和盗窃治安案件。


 (一) 盗窃刑事案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2011年至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合计)依次为6 004 951, 6 551 440,6 598 247、6 539 692, 7 174 037、6 427 533起;盗窃刑事案件立案数为4 259 484, 4 284 670,4 506 414, 4 435 984, 4 875 561、4 304 321起;盗窃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分别为70.93%、65.40%、68.30%、67.83%、67.96%、66.97% 盗窃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重持续降低,但是依然接近三分之二。


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公安机关所立刑事案件数量在2011年至2016年间呈现增长回落态势;公安机关所立盗窃刑事案件在2011年至2016年呈现增长回落态势(见图1)。此外,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与盗窃案件立案数的图形基本相似,可以说两者具有密切相关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较,盗窃案件立案数的数据较为突出。从公安机关所立其他刑事案件的数据情况看,2011年至2016年,杀人案件、伤害案件、抢劫案件、其他刑事案件持续下降;强奸案件、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波段下降;上升类案件主要是盗窃、诈骗、走私、假币类(伪造、变造货币,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假币)案件,其中盗窃案件、诈骗案件数量巨大,但是盗窃案件数量远高于诈骗案件数量(具体见表1)。到2016年,登记统计的刑事案件几乎都开始下降,仅有走私案件相较2015年依然增长。


(二)盗窃治安案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数据,2011年至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合计)依次为13 165 583, 13 889 480, 13 307 501、11 878 456, 11 795 124, 11 517 195起;盗窃案件受案数依次为2 081 986, 2 052 861,2 161 720, 2 326 509, 2 343 731、2 285 424起。


从总体上看,我国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数量2011年至2016年呈现波浪式下降,而盗窃治安案件呈现波浪式上升。


(三)盗窃案件整体状况


根据2011年至2016年治安案件受案数(合计)与刑事案件立案数(合计)计算,两者的数值之比根据年份依次为2.19, 2.12, 2.02, 1.82,1.64, 1.79,刑事案件立案数(合计)少于治安案件受案数(合计),且刑事案件立案数与治安案件受案数之差正在缩小,但是,盗窃刑事案件立案数比盗窃治安案件受理数多,且两者之比约为2(见表2),2011年至2016年这种现象基本维持不变。反转了刑事案件立案数少于治安案件受案数的整体状况。   


如果将盗窃刑事案件和盗窃治安案件作为盗窃案件的整体进行考虑,2011年至2016年,我国盗窃案件的总数依次为6 341 470, 6 337 531,6 668 134, 6 762 493、7 219 292, 6 589 745起。2011年至2016年盗窃案件的年均增长量为49 655起,根据2011年至2016年每年盗窃案件增长率计算算术平均数,得出年均增长率为0.92%。

2011年至2016年盗窃案件在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总数中占比依次为33.08%,31.00%,33.50%, 36.72%, 38.06%, 36.72%,也显示盗窃案件占比呈现增长回落态势。


2011年至2016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依次为134 735、135 404, 136 072, 136 782,137 462,138 271万人,以此为基数,2011年至2016年,我国每万人盗窃案件发案数为47.07,46.80,49.00, 49.44, 52.52, 47.66起,也体现了盗窃案件增长回落态势。


从我国社会治安自身角度看,盗窃刑事案件立案数呈现增长回落态势;盗窃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总立案数中占比约三分之二左右,是刑事案件中主体;盗窃案件(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在整体案件中的占比低于40%,但是其占比也呈现增长回落态势。从盗窃案件侵害的客体和危害后果看,盗窃案件直接侵害公民、法人的财产权利,甚至会转化为一些暴力案件,例如,2017年11月6日长沙市公安局发布了长沙县“7. 15”入室抢劫杀人案侦破情况,7月14日案发时,毛某爬窗进入朱某辉家,在翻动衣柜时惊醒熟睡中的朱某辉,毛某害怕事情败露,就地拿起一个铁锤朝朱某辉头部猛砸,致其失血过多死亡。由此说明,入室盗窃存在被发现风险时往往转化为入室抢劫、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


二、中外盗窃犯罪比较


各国之间因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宗教等差异使跨国比较研究犯罪存在较大困难。虽然各国在盗窃犯罪的立法上存在不同,但是都将盗窃行为作为犯罪。为此,本文从盗窃违法犯罪的整体上进行研究,以新加坡、英国、美国为观察对象,在分析发达国家盗窃犯罪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中外比较。

  

(一) 新加坡、英国、美国盗窃案件现状 


1

新加坡

根据新加坡警察部门发布的每年犯罪报告(ANNUAL CRIME BRIEF),2011年至2016年,新加坡整体案件数(Overall crime)分别为31 508,31 015、29 984, 32 315、33 839, 32 964起。2011年至2016年,盗窃及相关犯罪数量(Theft and Related Crimes)分别为18 314, 18 476,17 075, 16 722, 15 615, 14 127起。


2011年至2016年盗窃案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重分别为58.12%、59.57%、56.95%、51.74%、46.14%、42. 86%。可以看出,一方面,新加坡盗窃犯罪在整体案件中占主体;另一方面,盗窃犯罪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2011年至2016年,新加坡人口总数依次为5 183 688, 5 312 437, 5 399 162, 5 469 724,5 535 002, 5 607 283人,以此为基数,2011年至2016年,新加坡每万人盗窃案件数分别为36. 64,35.90, 32.63、31.23、28.83、20.35起。   


2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犯罪统计数据,英国自1995年犯罪上升到峰值之后,呈持续下降态势。英国盗窃类犯罪包括入室盗窃、偷车、盗窃他人身上财物、超市盗窃,2011年4月至2017年6月的盗窃犯罪总数呈U字形的下降变化态势。其中盗窃人身财物案件呈现波浪式下降,入室盗窃案件呈现下降,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单边下降。


2015年4月至2017年3月,两个财政年的英国警方登记的犯罪数为3 451 940, 3 788 269起(因为2016年登记指标修正,2015年与2016年前后犯罪登记指标不统一,因此,仅就2016年与2017年数据进行比较)。  


2010年4月至2017年3月,英国盗窃案件总数分别为:2 107 446、2 074 779, 1 900 944,1 845 169、1 755 436,  1 757 984,  1 876 758起。   


2015年4月至2017年3月两个财政年的盗窃犯罪分别占犯罪总数的50.93%, 49.54%,总体上盗窃犯罪占了英国犯罪总数的一半。   


2011年至2016年,英国人口总数分别为63 258 918, 63 700 300,  64 128 226,  64 613 160,65 128 861, 65 637 239人。以此为基数,英国每财政年中,每万人盗窃案件数依次为333. 14,325.71、296.42, 285.57、269. 53、268.83起。


3

美国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的《统一犯罪报告》(UCR Publications)的数据,2011年至2016年美国财产犯罪(入室盗窃、普通盗窃、机动车盗窃)情况分别为:2011年,财产犯罪总数为9 063 173起,其中入室盗窃占68.0%,普通盗窃占24.1 %,机动车盗窃占7.9% ; 2012年,财产犯罪总数为8 975 438起,其中入室盗窃占68.5%普通盗窃占23.4%,机动车盗窃占8.0% ;  2013年,财产犯罪总数为8 632 512起,其中入室盗窃占69.6%,普通盗窃占22.3 %,机动车盗窃占8.1% ; 2014年,财产犯罪总数为8 277 829起,其中入室盗窃占70.8%,普通盗窃占20.9%,机动车盗窃占8.3% ;  2015年,财产犯罪总数为7 993 631起,其中入室盗窃占71.4%,普通盗窃占19.8%,机动车盗窃占8.9% ; 2016年,财产犯罪总数为7 919 035起,其中入室盗窃占71.2%,普通盗窃占19.1%,机动车盗窃占9.7%。   


从整体数据上看,2011年至2016年美国财产犯罪的总数呈现单边下降,下降幅度年均为228 827.5起,年均下降率为2.70%。入室盗窃犯罪占财产犯罪的半数以上,并在财产犯罪中的占比逐年提高。  

 

据统计,2011年至2016年美国人口总数依次为311 587 816, 313 873  685,316  497 531,318 907 401, 320 896 618, 323 127 513人,以此为基数,2011年至2016年,美国每万人财产犯罪案件(入室盗窃、普通盗窃、机动车盗窃)发案数依次为290.54, 286.80, 273.37, 257.41,250.05 245.08起。


(二)中外盗窃案件状况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中外盗窃犯罪(案件)的统计指标各不相同(法律不同、犯罪构成标准不同),统计的方式和时间点存在差异。例如,我国盗窃案件的登记统计以违法犯罪行为构成数量进行登记统计;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操作手册》对于盗窃案件的登记,根据犯罪行为数进行登记统计;英国根据《国家犯罪登记规则》以受害人数进行登记统计。各国对盗窃犯罪(案件)登记的口径不统一。   


有学者认为:采用“以被害人数作为计算犯罪率的分子,可能会导致犯罪数量上升,使犯罪率也相应提升。”但是这应根据违法犯罪类型进行区别对待。从盗窃案件的发案过程看,不论是以犯罪构成、犯罪行为还是被害人作为登记标准,差异不会太大,理由是盗窃案件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犯罪对象实施盗窃,虽有针对多个对象连续实施数个盗窃行为或侵害多个被害人的情况,但是此类案件的发案可能性较小,因为这种盗窃易被被害人发现,风险较大,所以此类盗窃案件数量较少。即盗窃案件登记标准上的差异对于盗窃案件的登记数量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据此,本文主要从盗窃案件的整体数据进行分析,忽略登记统计口径的差异。从各国整体盗窃案件态势上看(见图2),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盗窃案件是违法犯罪中的主体,中国、新加坡、英国盗窃案件在本国案件中的占比虽有不同,但都是本国主要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是总体上看,亚洲新加坡、中国的盗窃犯罪(案件)每万人发案率远低于欧美的英国、美国。   


三是盗窃犯罪在中国呈现增长回落态势,在英国呈现U型下降态势,在美国、新加坡呈现单边下降态势。   


四是从盗窃犯罪(案件)发案率,每万人中的盗窃犯罪(案件)数看,中国基本上是新加坡的一倍,但却是英国、美国的五分之一,基本上中国盗窃案件发案率呈现较低水平,也印证了网络和媒体所报道的中国比外国安全。


三、盗窃案件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比较分析


从犯罪学角度看,影响盗窃违法犯罪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主体、动机、机会,其中,影响违法犯罪主体的因素主要是社会人口构成,尤其是盗窃违法犯罪主体中的青少年人口比率;影响违法犯罪动机的因素主要有社会贫困、相对剥夺感、道德感、犯罪成本等,例如“肖和麦凯对美国21个城市内的居住区进行比较后发现,贫穷与犯罪之间存在强烈而一致的关系”;而影响机会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犯罪预防等。


  为了便于进行违法犯罪跨国比较,社会贫困和相对剥夺等经济指标采用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基尼系数为比较对象,社会预防采用警察数量进行比较。 


(一) 经济发展比较


1

中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至201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484 753.2, 539 116.5,590 422.4, 644 791.1, 686 449.6亿元(RMB)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6 403, 40 007, 43 852,47 203,50 251元(RMB ) 。2013年至201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 310.75,  20 167.12,21 966.19元(RMB ) 。2011年至2015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2.0, 917.0, 926.0, 952.0,966. 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4.1%、4.1%、4.1%、4. 1%。 


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2年至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 0.473 , 0.469 , 0.462 。2016年是0. 465,比2015年提高了0.003,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基尼系数总体下降的趋势。


2

美国

2011年至2015年,美国基尼系数依次为0.508, 0.506, 0.513,  0.508, 0.506。从基尼系数数值含义上看,0.5以上意味着收入差异悬殊,即美国存在较大的社会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现象较为显著,可能是财产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从基尼系数上看,中美之间,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社会收入差距都较为明显,如果按照犯罪学研究中贫困和相对剥夺理论所给出的盗窃犯罪问题解释,两国的盗窃犯罪(案件)呈现高发案态势;从犯罪(案件)趋势表现上看,我国盗窃案件处于增长性回落态势,2011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0.92%,而美国则表现为高位线性单边下降,2011年至2016年年均下降2.70%。但是,我国盗窃案件每万人发案率远低于美国,例如,2016年我国盗窃案件每万人发案率为47.66起/万人,美国2016年盗窃案件发案率为245.08起/万人。可能的解释是,我国盗窃案件数的增长性回落,是社会财富增加使盗窃违法犯罪的机会增加,导致盗窃案件数低位上升;而美国盗窃犯罪数下降,则表现为高位下降,且美国入室盗窃案的高占比,使美国盗窃案件存在高风险性。   


3

新加坡和美国

如果以新加坡和英国为对照,2011年至2016年新加坡基尼系数(OECD标准)为0.452,0.457, 0.442, 0.444, 0.440, 0.458,基尼系数呈现小幅波浪增长,根据基尼系数的0.4至0.5之间的含义,意味着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较大,但是盗窃犯罪数量却在减少,盗窃案件的每万人发案率从2011年的36.64起/万人,到2016年下降为20.35起/万人。而英国,根据家庭等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2011至2016财政年分别为0.337, 0.323、0.333、0.324, 0.326, 0.316,应该说英国收入相对合理,且贫富差距正在缩小,盗窃犯罪数量却在增长,2016年英国每万人盗窃发案率为285.93起/万人。


据此,单纯以贫富差距和收入状况来解释国别间的盗窃犯罪变化差异,说服力不强,甚至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正如俗语所说: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影响盗窃犯罪的因素可能更在于社会文化。


(二)警察数量


各国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措施,也就是说,警察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社会治安状况。本文没有将各国的安保人员数量纳入统计分析,因为虽然安保服务业能够有效预防盗窃犯罪,但安保服务业提供安保服务属于商业性质,难以为每个社会公众提供均等的安保服务,对于盗窃案件的发生,安保人员无法提供普遍性的社会均等的保安服务。   


一般认为,我国警察数量为200万人,与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美国2014年宣誓警察在总人口中占比为2.3%,如果加上文职,则全美警察在人口中占比为3.4%。 2017年英国全国警察数量为248 000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3.78%。新加坡2012年6月共有正规警察8508人,非制服人员1289人,全职国民服役警员4404人,警察在总人口中占比为2.67%。


从警察在总人口的占比看,警察在每10万人中的数值:中国仅为130人,美国为230人,新加坡为267人,英国为378人。中国警察人口占比数量最少,盗窃案件每万人发案率相对较低,而英国警察人口占比数量最高,但是盗窃案件每万人发案率却远高于中国,使盗窃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与警察数量增减之间的相关性无法直接证实。

   

总之,从国别研究的角度看,各国盗窃犯罪与社会经济发展、贫富差距、警察数量之间的相关性无法直接证实。因此,不能直接以社会经济状况、社会贫富差距以及警察数量来解释各国在盗窃犯罪上的差异原因。


四、我国盗窃违法犯罪治理


从我国盗窃案件数据统计分析上看,我国盗窃案件每万人发案数在世界比较中处于低位,但是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盗窃刑事案件立案数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二,且呈增长回落态势(见表2),2011年至2016年平均增长率为0.29 %;二是盗窃刑事案件立案数基本是盗窃治安案件受理数的两倍左右,间接反映了我国对于盗窃违法犯罪治理缺乏有效对策。    

从盗窃案件侵害的客体看,盗窃行为破坏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其秘密窃取的犯罪手段不会直接侵害公民人身安全;从盗窃对社会直接影响上看,盗窃案件也难以直接破坏社会整体安全状况和社会稳定,但是,盗窃案件所产生的“破窗效应”,可能造成社会失序而导致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据此,政府和社会应关注盗窃案件,尤其是加强对轻微盗窃案件的治理,这既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需要,也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  


(一) 盗窃犯罪治理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


1

盗窃犯罪治理基本理论

古今中外都极为重视盗窃违法犯罪治理,如《法经》作者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但是,从盗窃犯罪的治理效果看,单纯的严刑峻法效果并不理想,18世纪英国实施的血腥法典,扒窃超过一先令财物的,会被判处死刑,但是这并不能制止盗窃行为的蔓延。英国19世纪作家狄更斯的小说《雾者仔孤儿》,就从侧面反映了盗窃犯罪团伙活动的社会现状。以杀止刑的方式,并不能制止盗窃犯罪的产生。此外,单纯的犯罪预防效果也不理想,即便在情景犯罪预防实施最早的英国,也难以遏制盗窃犯罪的增长,这从英国警方放弃对小偷小摸、入室盗窃等低等级犯罪案调查的新闻中可以窥知。


 从盗窃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看,是盗窃违法犯罪行为人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针对特定被害人,采用秘密手段占有他人财物。从盗窃犯罪产生的内在机理“犯罪需要三种最低限度的因素在时空上的融合:动机性犯罪人、适宜的目标和缺乏有能力的保卫者”。而这三个因素实质上反映社会问题的存在,也说明治理盗窃犯罪需要综合措施。  

 

美国史蒂文·拉布等根据公共卫生三级预防提出了三级犯罪预防理论,其主要内容:第一层次的预防,不针对具体的个人或某一类人,而是找出各种有利于犯罪孳生和进行犯罪的自然及社会环境加以改善和控制,具体有环境设计、邻里守望、一般威慑、公众教育、聘任保安五项措施;第二层次的预防,通过鉴别潜在的犯罪人和犯罪高发区进行早期干预,包括犯罪的鉴别和预测、犯罪的区域分析、转由非刑罚处置和青少年犯罪的学校预防等措施;第三层次的预防,是预防已经犯罪的人再次犯罪,具体包括特殊威慑、剥夺犯罪能力、矫正和治疗三项措施。

   

2

实践经验

新加坡也曾经历过盗窃犯罪猖獗的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都市化的加速发展,在货物、服务、贸易、投资、移民与旅游业迅猛增长并享有国际贸易中心之誉的新加坡,伴随而来的是犯罪活动呈现增长趋势。八九十年代初期,侵财类犯罪激增,严重的治安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加坡在严刑治理盗窃犯罪的过程中,不仅建立了系统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也采取了社区警务措施以系统应对违法犯罪。例如,80年代中期开展邻里警岗制度,“侦破案件更为快速,有效地掌握了社区动态,及时获取了违法犯罪的信息,社区民众被充分动员起来与犯罪作斗争,40%的犯罪人员是在民众的协助下抓获的,犯罪率急速下降,新加坡也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总之,对盗窃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从治理的主体上看,需要多层次主体参与,不仅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治理,也离不开社会公众自身的努力,单纯依靠政府、社会和公民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有效治理盗窃犯罪。从治理的手段上看,需要综合式治理措施:一是提高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加强社会、家庭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抑制违法犯罪动机产生的社会规范的内化手段,以减少潜在犯罪人的产生,增强社会干预和制止违法犯罪的能力;二是犯罪预防和打击相结合,增加违法犯罪成本,震慑违法犯罪,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发生。


(二)我国盗窃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

  

结合我国社会现状与警务实践,盗窃违法犯罪治理方略,应具体采用如下综合治理措施。  


1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2007年基本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于贫困而产生的盗窃的原因基本消失。从对大量已破获的盗窃案件分析看,当前盗窃违法犯罪的发生往往是因为行为人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理和攀比心理,反映了盗窃犯罪与道德滑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社会道德教育失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文化侵蚀,不良道德和大量社会亚文化为盗窃违法犯罪提供了思想温床。   


中国古话说:人无德不立也。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当受到外界的物质诱惑时就容易迷失本性,产生盗窃犯罪的动机。预防和治理盗窃犯罪必须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着手,建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良好治安秩序,需要以良好社会道德为保障。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这对于扭转社会道德风气,抑制盗窃违法犯罪的内在动机产生具有重大积极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仅需要完善社会教育体系,建立终身道德教育机制,同时,还需配套建立相应的社会诚信体系,通过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化惩治,促进社会道德的正面提升。通过道德教育和社会惩治,让人不愿盗窃、不敢盗窃。  


2

公安机关需重视对轻微盗窃违法行为的及时查处

从犯罪成本理论看,对轻微违法行为及时惩处,能够增大违法犯罪成本,使意欲违法犯罪者自动放弃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所谓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成本、物质成本、心理惩处、法律惩处、社会惩处、定罪概率等等。而影响轻微违法犯罪成本的主要因素在于心理惩处、法律惩处、社会惩处、定罪概率等。现实中,由于轻微违法犯罪难查、难办、处罚轻,导致轻微违法犯罪成本低,由此导致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难以治理。


 增加轻微违法犯罪成本的关键,主要是公安机关及时查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及时查处给予违法犯罪行为人心理震慑和法律制裁,增加其违法犯罪的机会成本,降低其违法犯罪的心理满足感。同时,及时查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社会公众的及时报警、协助配合办案与防范,也能有效提升轻微违法犯罪的犯罪成本。   


从社会公众角度看,轻微违法行为是困扰群众生活的日常烦恼,及时查处轻微违法行为,能够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能够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及时维护社会秩序;反之,如果公安机关不能及时查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则可能由于被窃物品价值小、查处时间长或没有结果等,易使被害人放弃对轻微违法犯罪的报警,甚至心生怨言。


当然,轻微违法行为的查处,会大量占用公安机关的有限警力资源,这不仅是因为任何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既需要严密又耗时耗力的调查取证过程,也需要繁密的执法办案程序,难以获得对等的成就感,所以难以得到及时查处所需要的警务资源配置。但是如果放任轻微盗窃违法行为,不仅可能因为忽视民生而出现警民之间的信任危机,甚至可能因为轻微盗窃违法行为的“破窗效应”导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空中楼阁。  

 

为此,需要改革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机制,增强基层民警执法效能,提高基层警务保障水平,改革基层民警考核评价机制,增加警务工作的科技应用,提高对轻微案件的警力资源投入,提高轻微案件的侦办能力,破解轻微案件无人重视、无人办理、久侦不破的尴尬局面。    


3

提高公民的犯罪预防意识和能力

从被害人学的角度看,社会上总是存在潜在的被害人群,这些人的安全防范意识淡漠,对自身财务的看管、保护存在意识、技能方面的欠缺,且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盗窃违法犯罪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为此,只有提高公民的犯罪预防意识和能力,才能增强财物安全,减少财物被盗的可能。


 预防和治理盗窃违法行为,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强防盗意识宣传,使社会公众认识到预防盗窃也是社会公众自身的责任,单纯依靠警察是无法有效预防盗窃发生的,公民必须加强自身的防盗意识,提高防盗能力,才能及时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公民自我防范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重要体现,也是公民参与社会自治的一种体现。   


总之,从我国盗窃案件的数据统计分析看,我国盗窃案件虽然从国别比较上看相对较少,但是存在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和警务执法上的偏差,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本文对我国盗窃案件治理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对盗窃案件治理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公安机关对盗窃案件的警力资源投入、社会道德对盗窃案件的影响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简介


刘宏斌,男,出生于1968年4月,籍贯浙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二级警监(技术),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涉外警务、社区警务,主持和参与省部级、校级项目8项,完成论文40篇、著作19部。


高雨潮(1995—),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本文部分材料数据为其所搜集。)

因排版需要内容有所删减,学术引用请参考原刊。



作者丨刘宏斌 

来源丨公安部公安发展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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