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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越站台致死案」法院判得对不对?

发布时间:2018-08-15 14:06:00


上月,一度备受关注的南京南站“旅客穿越铁道被挤压致死案”在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宣判。


2017年3月26日,上海虹桥至汉口D3026/7次列车到达南京南站,一名男子候车过程中翻越站台,被夹在动车与站台之间的缝隙,被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事发后,死者家属认为车站方存在失职情形,索赔近82万元。

法院认定,死者擅自闯入危险区域,需负全责,铁路部门已履行安全保障和提醒义务,不承担责任,据此驳回死者家属的索赔请求。


本案结果公布之后,得到了来自民间的热烈反响,很多网友都直呼痛快。可是,网友的热捧只能证明法院判决的“顺应民心”,却不能有力地证成判决的正确性。

须知,民主和法治并不总是若合符节的。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我们至少知道,法院判决的实体法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76条和《铁路法》第58条。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对照这两个法条,法院的判决似乎没有任何问题。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是由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作为管理者的铁路部门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和警示义务,所以不x x承担赔偿责任。

问题在于,《侵权责任法》第76条和《铁路法》第58条之间存在不易察觉的制度张力,法院的判决同时援引两条款作为依据,貌似更加权威,实则存在逻辑上的难以自洽之处。

设想,法院如果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酌定铁路部门承担一部分责任,那么,铁路部门一定不服,他们会认为法院的判决违反了《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所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这个判决从结果上看实际上是依据《铁路法》第58条作出的,而在论证理由上则使用了《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不免给人心口不一的印象,也埋下了一定的法律隐患。

比这个问题更值得讨论的是,法院判决在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

实际上,《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规定更贴合于本案的案情。该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所谓“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即包括铁路、地铁、轻轨、磁悬浮、有轨电车等。对于包括铁路运输在内的高度危险作业引起的法律责任,立法部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最终将其定位为一种无过错责任。即在一般的情况下,只要造成了损害,经营者就需要承担责任,无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同时,为了适当减轻经营者的负担,第73条又规定了经营者可以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两种情形,前者是指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后者是指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

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后者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还有必要厘清第73条和第76条的关系。

初看上去,第76条和第73条似乎是一般条款和特殊条款的关系,按照这种理解,第76条规定的“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在逻辑上包括了第73条所规定的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的情况。

实则不然。

按照理论界的通说包括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第76条和第73条并不存在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而是各有所指,这应该代表了立法者的原意。第76条所规定的“高度危险活动”主要指向的是对高度危险区域的控制和管理,这种活动是静态的,因而与第70条、71条、72条和73条所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活动是不同的。或者也可以把第76条看作是对第70条至第73条的补充。不管怎么说,本案适用第76条都是不合适的,这不仅是舍近求远的问题,更是典型的法条误用。

那么,法院判决为何放着更加具体明确的第73条不用,偏偏选择第76条呢?这自然不能看作无心之失,也不是因为法官的水平不够,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只有第76条才能大体上和《铁路法》第58条保持步调一致,从而得出铁路部门免于赔偿的结论。

《侵权责任法》第73条和《铁路法》第58条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铁路法》第58规定,如果人身伤亡是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言外之意,只要受害人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铁路运输企业就不赔。而《侵权责任法》第73条则规定,只有在受害人是故意的情况下,经营者才能免责。

两条款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当受害人有过失(非故意)的情况下责任的承担问题,《铁路法》认为不需要赔偿,而《侵权责任法》认为仍然需要赔偿,只不过不需要全赔。很明显,《铁路法》的规定有利于铁路运输企业,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有利于受害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铁路法》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部门立法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保护铁路部门的利益。

那么,具体到本案,应以何者为准?

准确地说,当受害人主观上是过失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是否要赔偿?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侵权责任法》第73条和《铁路法》第58条这两个法律条款针对同一个问题却作出了明显相左的规定,二者必然一个有效、一个无效,那么哪个是有效的?哪个是无效的?

针对这种法律和法律“打架”的情况,一般的处理原则有两个,一个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一个是新法优于旧法。从前一个维度来看,《侵权责任法》是一般法,《铁路法》是特别法,当两者“打架”时,应当优先适用《铁路法》。

然而,若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标准来看,结论则正好反过来。于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这两个原则在个案中发生了冲突,这也是本案棘手之处。这里不得不提到《侵权责任法》关于适用范围的一条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按照这一规定,似乎可以认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只要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侵权责任法》就应该拱手让权了。这应该也正是本案法院选择适用《铁路法》第58条而放弃《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主要理由。

然而,这样做真的对吗?当《侵权责任法》与侵权特别法的规定发生冲突,到底应该怎么取舍?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侵权责任法》应该得到优先的适用。

如国务院法制办认为:“在本条(指《侵权责任法》第73条)明确规定只有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方可免除责任的情况下,《铁路法》的规定因其明显违反新法,而不应予以适用。不仅不应予以适用,而且还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明确规定或确立的一般原理予以修改甚至废止。”

王利明教授还特意指出,《侵权责任法》第5条中的“另有特别规定”应当理解为其他法律与《侵权责任法》之间存在不冲突的特别规定,就此而言,“如果特别法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没有冲突和矛盾,这些规定都可以适用,但如果这些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不一致,则必须要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之相近。

由此可见,在《侵权责任法》第73条和《铁路法》第58条发生冲突的场合,法院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3条作出判决方为正确之选。

《侵权责任法》第73条为什么应该得到优先的适用?这里再补充一点理由。

仔细琢磨《侵权责任法》第73条和《铁路法》第58条的文字,不难发现《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覆盖范围比《铁路法》第58条要宽。这不仅是因为《侵权责任法》第73条同时列举了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和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四种情况,铁路仅属其中之一。

还因为,《侵权责任法》第73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相较于《铁路法》第58条“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形明显也要宽泛得多。

按照一般理解,“造成他人损害”大体上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两种类型。那么,当两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承认《铁路法》第58条的优先适用效力,那也仅仅是否认了《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部分效力,即在造成人身伤亡时责任承担规定的效力。

而针对人身伤亡之外的其他损害,《侵权责任法》第73条仍然是有效的,于是就会产生一个逻辑悖论。当发生财产损害时,有过失的受害人尚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3条获得一定的赔偿。举轻以明重,当发生人身伤亡时,受害人理应获得一定的赔偿才对。然而,《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却堵死了希望的孔洞。

所以,从法条适用的逻辑上来讲,《侵权责任法》第73条应该得到优先的适用。同时,《铁路法》第58因与《侵权责任法》第73条直接冲突,所以应被废止或者修改。然而,经过了2015年的修正,《铁路法》第58条仍然保持原样不动,反映出我国立法清理活动的迟钝和缺乏效率。

其实,《侵权责任法》第73条和《铁路法》第58条的恩怨由来已久,早在《侵权责任法》颁布施行之前,作为《侵权责任法》第73条前身的《民法通则》第123条就与《铁路法》第58条水火不容。在当时,这种法律规定的相左已经造成了理论认识上的混乱和司法审判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法背景下,《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出炉,应该说是正视这种矛盾并充分吸纳了各方意见的结果。对此立法背景以及几部法律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负责审理本案的法院和法官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却被有意地忽略了。

2010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实际上应该是人民法院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各级法院的相关业务庭室和审判人员对此一定是耳熟能详的。

说这份《解释》应该被重视,是因为《解释》的出台正是为了弥缝《民法通则》第123条、《侵权责任法》第73条和《铁路法》第58条之间的紧张关系。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相比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和《铁路法》这些法律,《解释》就是“现管”。在现行的体制下,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如果放着现成的司法解释不用,则无异于对体制的“背叛”。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的解读,在《解释》的第5条至第7条中具体规定了铁路运输企业适当减轻赔偿责任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同情形。

这些规定的基本内涵是,除了在损害是因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情形,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之外,即使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也只有在受害人不听从值守人员劝阻或者无视禁行警示信号、标志硬行通过铁路平交道口、人行过道,或者沿铁路线路纵向行走,或者在铁路线路上坐卧而造成人身损害等有限情形,才能免除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而在更多的情形,只能是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

从倾向性来看,《解释》更接近于《民法通则》第123条和《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精神,而离《铁路法》第58条更远。也就是说,最高司法机关在通盘考量的基础上,最终仍然选择站在了优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利益的立场上,这既是一种“政治正确”,也是与侵权法的国际通行规则相符的。

那么,对照《解释》,很明显,本案受害人的行为既不符合第5条的规定,也不符合第7条第二款“硬行通过铁路”的描述,因而铁路公司仍然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即便它能够举证证明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

进而言之,本案中如果可以证明铁路部门已经尽到了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那么就应当依据第6条第2项之规定,判决铁路部门在10%至20%的比例范围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而不是免除其赔偿责任。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本案的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的失误,这种失误表现在明明有更为合适的法条和法律依据可供援引,却视而不见。这是典型的“选择性司法”,即不是在客观中立的基础上通过查找最合适的法条来得出案件的结论,而是先定调子,然后选择适合需要的法条来支撑自己的结论。这种先入为主式的审判违背了司法中性原则,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政策考量,甚至有被利益绑架的可能。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偏离了司法正轨的“选择性司法”不仅没有遭到群众的反对而且受到好评,这与当前整个社会的环境和司法系统既往的表现有着莫大的关系。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民众法律素养和道德觉悟的不断提高,一些有违现代法治精神和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屡屡发生。

一方面,漠视规则、随意破坏规则的行为不断见诸报端,令规则观念形成中的广大民众无限愤懑;另一方面,不少法院在审理案件、解决纠纷时,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习惯于和稀泥,原告被告各打五十大板,更是让对司法和正义满怀期望的人民群众倍感受伤。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之下,本案判决的作出尤其耐人寻味。法院似乎是有意要通过本案的判决,对漠视和破坏规则的人“杀一儆百”,同时,扭转近些年来人民法院在群众心目中无原则的和事佬的印象。

遗憾的是,由于心里存了这样一个念头,行动上不免用力过猛,于是判决也就偏离了公平正义的方向。或许,本案中法院的选择性司法还有着更为隐秘的行为动机。也许,在负责审理本案的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看来,本案的判决既达到了保护铁路运输企业的利益的目的,又可以收获民意,实在是一举两得。然而,这不过是司法者的自作聪明。

在很多人看来,本案受害人的死亡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笔者本人也很反感当下社会各种各样不遵守规则、破坏规则的行为。然而,我们不能用情感判断代替法律判断,这尤其是是司法部门的大忌。须知,法官对且只对法律负责是最基本的司法操守。

必须承认,司法活动在本质上就是利益平衡的过程。然而,在法律所允许的利益平衡范畴之外,司法主体不应额外掺入更多的政策考量,尤其不可将司法审判工具化。每一个个案正义的实现都具有最高价值,或者说,每一个个案都是目的,而不该成为其他案件或某种社会目标的工具。

为了避免司法工具化,各级法院必须要坚持依法审判。依法审判不仅要求司法判决要有法律依据(形式要求),而且要求法院适用法律必须正确无误(实质要求)。以此标准来衡量,选择性司法无疑违反了依法审判原则。

须知,每一个法官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其基于己身生活经验而形成的个体智慧和判断。在处理自身事务时,法官当然可以从个体经验出发,作出符合其利益和价值判断的选择。然而,当法官主持司法审判的时候,绝不可自作聪明,他的个体智慧和判断必须要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经由立法凝聚而成的大智慧和大判断,只有如此,方能避免司法的任性,保证司法的公正和统一。

申而言之,司法的权威是建立在司法部门对规则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上的,在判例法国家,这种统一性和可预期性是通过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的,而在我国这样的制定法国家,则要依靠法官对制定法的忠诚才能实现。这就要求,当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绝不可以视而不见。否则,司法的权威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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